湘鄂渝黔边著名匪首瞿伯阶是怎样的一个人？

湘鄂渝黔边主要是指武陵山区，该地区汉族与土家族混居，民国直至解放初期，民风剽悍，匪患猖獗。

庚子年（1900年），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湘西龙山，他就是日后被称为“鼠大王”的著名匪首瞿伯阶。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土匪就该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在事实上，土匪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矩，否则是很难发展壮大的。

瞿伯阶所立的三大规矩是“不得罪穷人、不抢耕牛、不淫妇女”，这些道理很简单，穷人是土匪队伍的人员最大来源，遇到官府征剿，也只有穷人才会跟他们通风报信，保持友好关系，他们也很注意维护基本盘。不抢耕牛和不淫妇女，穷人们少有土地，耕牛和婆娘是生产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丢了哪一样都会跟你拼命到底。

与瞿伯阶同时代同地区的其他几个匪首，就没有喊出瞿伯阶这样的口号，另一悍匪师兴周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土匪窝里还设置了东西宫等三宫六院，抢来的女子，哪怕是母女关系也并列嫔妃，生下的后代都不好排辈；还有一个巨匪彭叫驴子彭春荣，曾经在公路上抢了42名向重庆转移的沿海城市女大学生，勒索巨额赎金后才放归了一部分。

到了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痛感该地区土匪势力太过庞大，痛施杀手，派朱鼎卿的第86军大加征剿，朱鼎卿耐心的布置了包围圈，一步步向中心推进，这次剿匪取得了光辉成果，把瞿伯阶打残到只剩下二百余人。来年春天86军一撤走，瞿伯阶马上死灰复燃，重新聚零为整，剿匪成果立时化为乌有。

1947年初，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大兴招安，以备土匪倒向延安阵营，瞿伯阶被封为师长，临行前，洗白后的瞿伯阶在为祸多年的来凤县城也拜会了当地政府和民众。他在致辞中说：“本人曾经身处互相倾轧的特定时代，时代环境迫使我做了有负于来凤民众的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如今程主席为我指点迷津，委我重任，我作为一名无才无学的山野村夫，还望诸位多多指教，能够给我一个竭诚报答乡亲父老的机会！”

为什么瞿伯阶能讲出如此铿锵动听的冠冕台词？须知，瞿伯阶手下至少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

经典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叙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剿匪的故事。在这个鄂渝黔桂交界之地，土匪高达10万之众。

历史上湘西土匪被解放军全部剿灭。却有这样一个大土匪，逃脱了历史对他的惩罚，他就是绰号“鼠大王”的巨匪瞿伯阶。

瞿伯阶，湖南龙山人，生于1900年。他26岁出道做了土匪，势力最大时有近2万人马，完全是一支军队了。手下兵强马壮，兵峰所指，所向披靡。

瞿伯阶为人处世圆滑，表面仁义道德，其实居心叵测，满肚子坏水。他曾与属下约法三章:一不准强奸妇女，二不准抢夺耕牛，三不准抢劫穷人。这为他赢得了不少美誉。

他又爱耍花枪，经常派出小股人马去骚扰集市，然后自己出面假意惩罚属下，退赔货物，借机收揽人心。等到真正的大件货物，他就原形毕露，毫不客气把别人一扫而空。

瞿伯阶骁勇善战，是一位军事人才。1935年在龙山带领一个营，阻击红26军团，负隅顽抗35天。红26军团无奈，只好改道而行。

瞿伯阶爱结交朋友，竟引来黄埔军校三位毕业生，为他出谋划策。军事上瞿伯阶最擅长游击战，国军多次出动围剿他。遇小股军队他就主动进攻，遇大军他就寻机周旋，或远遁他方，甚至化整为零，隐藏无形。国民党曾派傅连芳两个师的正规部队来围剿他，最后无功而返。

1944年，国民党派朱鼎卿86军驻防龙山，大败瞿伯阶。瞿伯阶狼狈逃窜，身边只剩200余人。86军以为大功告成，调走全军，只留下一个团。谁知瞿伯阶亮出旗号，迅速死灰复燃。86军这位团长叫侯振汉，给他写了一封信:“与你打了这么久交道，我真佩服你。”

国民党无计可施，适逢1947年内战又急需兵力，于是武汉行辕主任程潜采取招安收编政策，将瞿伯阶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0师，共有8000余人，4000条枪。1949年瞿伯阶病逝，他的余部1950年被解放军打垮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湘西土匪，一部分人后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多人参加上甘岭战役，为国英勇战斗。大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有他们故事。

历朝以来，“湘、鄂、渝、黔”四省的交界之处，因多山多洞，皆属统治的薄弱区域，匪患尤甚。

在这一带，历来都是有枪就是王，有奶便是娘，妇女靠土匪丈夫养活，儿子靠土匪丈夫吃饭，并不以匪为耻。

1936年，据民国政府统计，湘西约有壮丁30万，而土匪却有10余万，相当于每3个青壮年男子中就有一个土匪。

可以说，当时湘西的20多县，乡乡有匪，时时闹匪，土匪越剿越多。今日几杆枪，几个人，数年后可能就是司令、指挥，甚至割据几县。

如今，曾经的百年匪患已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但在许多湘西老人的心中，却是一段无法磨灭的难忘记忆，每每讲来，依旧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后生小子们都喜欢围坐身旁，静心倾听。

其中，民国著名匪首瞿伯阶，就是老人们最爱讲的匪首之一，主要因为他与其他大多数匪首不太一样。

下面，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不一样的匪首。

据传，1900年，瞿伯阶生于湖南省永顺县龙山老兴贾田溪的土匪世家，是第25代为匪。

因此，瞿伯阶从小就喜爱舞枪弄棒、好勇斗狠，常常纠集一伙地痞流氓，欺压良善，祸害乡邻。

左图：瞿伯阶剧照；右图：瞿波平旧照

23岁时，已是周围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混混王，人皆避之如瘟疫。甚至，有小孩哭闹时，当大人一提瞿伯阶的名字，就会立马吓得小孩收声，再也不敢哭闹了。

当时，瞿伯阶的恶行就连自己的父母也看不下去了，便竭力劝说他去当兵。于是，在龙门县军阀师新吾招兵时，他便加入其部。

自此，永顺县少了一个“混混王”，却成了一个大匪首的启航之旅。

虽然，瞿伯阶从小没有读过几天书，但他却和杜月笙有一个颇为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非常喜欢听书，而且尤其喜欢听《水浒传》、《东周列国志》以及《三国演义》等评书。

因受书中英雄人物的影响，瞿伯阶打小心中就萌生了当一个英雄豪杰和干一番事业的梦想。

然而，当他加入师新吾部后，却因无背景、无势力，而多受上官欺凌，更别说英雄豪杰和干一番事业的梦想了。随后，瞿伯阶借机果断离开国军队伍，并纠集了数十人，干起了拦路抢劫的土匪营生，并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

1927年，当地军阀师兴吾和师兴周想要通过吞并小势力，来扩张自己的大势力。于是，便盯上了瞿伯阶，先后以副连长、副营长的职位来引诱他。

结果，自己的势力被吞，仅落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最终，只好负气出走，并再次拉起了一伙势力，却又被国民党政府盯上。结果，接受招安，势力再次被吞，并被架空成一个“孤家寡人”。

因此，瞿伯阶颇为气愤，遂生报复之念。1937年8月，他悄悄离开后，便从四川酉阳借得人枪200余，顺势攻打龙山城，并活捉县长，打死警佐，放出牢中犯人，又一次组建起了自己的势力，还自任团长。

蒋介石颁发给瞿伯阶新编第10师少将师长的委任状

这时，瞿伯阶基本上断了投靠国民党的想法，一心只想壮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如何壮大呢？原本，抢钱抢粮抢女人，是土匪的惯用手段。可他却认为，不能抢穷人。因为，穷人比富人更有骨气，还敢于拼命，而且还抢不到多少东西，抢穷人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于是，他便定了一条匪规：不得罪“干人”(穷人)。

同时，他还认为，因图一时快活，若祸害一名妇女，至少都会得罪两家人，一是妇女的婆家人，二是妇女的娘家人，也是极为不划算的事情。

于是，他又定了一条匪规：不强奸妇女。

此外，他又对大家说，耕牛是每户农民的生存根本，若抢他们的耕牛，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希望，必然引发他们的拼命对抗，后果极为严重。

于是，他还定了一条匪规：不抢耕牛。

虽说，有了“匪规”，但想要让土匪们自觉遵守，却并不容易。于是，瞿伯阶借机连续杀了几个劣迹斑斑的惯匪，并赢得了周围百姓的一片叫好声。

随后，地主大户便成了瞿伯阶势力壮大的垫脚石，不但让许多百姓从严酷的压迫中解脱出来，还能让大家得到一定数量“劫富济贫”的财物，大家便在高兴之余，纷纷将家中的青壮送进了他的队伍。

所以说，瞿伯阶看似是个土匪出身的大老粗，却一针见血地看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并有了很好的解决手段。

此后，瞿伯阶便有了“儒匪”之名。

如果，这些还不能完全体现他的“儒匪”之名，那就再看看他在1947年初接受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大兴招安时的讲话吧：

本人曾经身处互相倾轧的特定时代，时代环境迫使我做了有负于来凤民众的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如今程主席为我指点迷津，委我重任，我作为一名无才无学的山野村夫，还望诸位多多指教，能够给我一个竭诚报答乡亲父老的机会！

整个讲话，措辞严谨、铿锵动听，相当的有水准。

不过，他的“将才”之名，却要远超他的“儒匪”之名。毕竟，土匪立足，手中的枪才是根本。

1927年秋初，毛委员上井冈山时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当时，不知瞿伯阶是否有所耳闻，但他面对国军的围剿时，却充分体现出了这“十六字诀”的精髓。

1939年，国民党任命谷正伦为绥靖主任坐镇湘鄂川黔四省辖区时，面对其围剿，瞿伯阶借助地形优势，巧妙地避开国军主力后，趁机掉头攻下了防守空虚的百福司，并将区长金石活捉，还自封为司令，让谷正伦颇感无奈。

1949年12月，解放军赴湘西执行剿匪任务

1940年，国民党任命傅仲芳为总司令，率两个满编师以及湘、鄂、川三省保安大军，再次前来围剿瞿伯阶。面对大军，瞿伯阶理智地选择了“敌进我退”的方针，将所属各部分散成数十股，隐藏于周边十几个县内，并以密设暗号相互联通，以便再次迅速集结。

结果，傅仲芳的大军进入龙山后，未发现半个匪影，便高兴地向上面请功：“匪患已肃清”。然而，当他率领大军刚一离开，就被打脸了。因为，瞿伯阶的土匪队伍再次集结，并树起了“劫富济贫”的土匪大旗。

此后，他又以“游击战”多次覆灭国军的围剿，并在围剿中不断壮大。

1946年2月，潘文华率领3个师的川军部队进入湘西，这次则被瞿伯阶的部队正面击退，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也难怪，瞿伯阶的族弟瞿波平，也是他的接班人回忆说：“国民党不剿，瞿伯阶搞不起来，他们剿一次，他就壮大一次。”

1947年2月，国民党见难以剿灭瞿伯阶所部，只好派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前去招安，并封其为新编第10师少将师长。

到了1949年，他的土匪队伍已有1.9万人、1.2万支步机枪，并以龙山为中心，活动范围北至湖北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的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的黔江、西阳、秀江和贵州的松桃。

后来，有人针对瞿伯阶作战中的表现，说他奸诈如狐，狡猾如鼠，而戏称他为“鼠大王”。

同年6月，瞿伯阶因病在龙山太平山去世。对此，还有人说，他死得正当时。如果不死，面对紧接着的解放军湘西大剿匪，不知他会做何选择，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只是作为土匪来说，瞿伯阶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瞿伯阶从26岁进山当土匪开始，从一个小喽喽做到了湘鄂渝黔的巨匪；从最初的数十条枪发展成拥有1.9万余人的一方势力；一辈子烧杀抢掠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作为土匪来说，瞿伯阶堪称拥有一个完美的土匪的土匪人生！

瞿伯阶从26岁开始从事土匪行业，到后来发展成为一股拥有1.9万人的大势力，活跃在湘鄂渝黔四省的边境地区。1.9万的人，那就是1.9万张嘴巴，要吃，要喝，要穿。

东西哪里来啊？抢啊！他们不生产粮食，哪里有就去哪里强。

在瞿伯阶活跃的地区，老百姓见了瞿伯阶，就像见了阎王一般。

瞿伯阶，人称“鼠大王”，1900年出生于湖南湘西的龙山县。

湘西地处湘鄂川黔四省的交界处，山峦起伏，交通闭塞，正是土匪藏身的好地方。历史上，活跃湘西一代的土匪不下10万余人。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瞿伯阶出生了。瞿伯阶家族在龙山一带本就是颇有势力，其叔父是当地的区长。瞿伯阶通过叔父的关系，谋了一个自卫队长的职务。

瞿伯阶表面上是维护治安，暗地里则是打家劫舍，是不折不扣的黑恶势力。东窗事发后，瞿伯阶跑到了山中，做起了真正的土匪。

瞿伯阶先投靠了土匪彭树安，但是不走运的是彭树安很快被另外一股土匪向卓安吞并了，瞿伯阶又转投向卓安。

当时向卓安正在与另外一股土匪师兴吾、师兴周兄弟争夺地盘，双方打的火热。瞿伯阶作战勇猛，很快脱颖而出。

向卓安为了对抗师家兄弟，决定扶持瞿伯阶。在向卓安的帮助下，瞿伯阶开始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在龙山一带站稳了脚跟。

没想到，站稳脚跟之后的瞿伯阶，转而投降了师家兄弟。而当时师家兄弟已经被蒋介石招安，负责围剿红色力量。瞿伯阶在这次行动也是出力不少。

师家兄弟对于瞿伯阶其实并不信任，暗中防备。瞿伯阶对此亦是心知肚明，找了时机跑来出来，开始单干。

鼠大王出世了！

单干之后的瞿伯阶很快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攻占了龙山县城，活捉了县长。至此，龙山县沦为了瞿伯阶的势力范围。

志满意得的瞿伯阶准备大干一番。恰巧也在此时，有三个落魄的黄埔军校学生前来投奔瞿伯阶。虽然说是落魄了一点，但好得是名校毕业，比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土匪还是强多了。

在三位黄埔“高材生”的帮助下，瞿伯阶开始潜心发展了。为了对抗当时风头正盛的师家兄弟，瞿伯阶制定了几条特别的规则：

1、不强奸妇女；

2、不抢耕牛；

3、不得罪穷人。

做土匪的，那还有什么狭义心肠，强奸抢劫，家常便饭。瞿伯阶故意搞出这么几条规则，把自己搞成了土匪中的另类。别以为瞿伯阶是为了百姓，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

不强奸妇女，那是因为死对头师家兄弟好色成性，瞿伯阶为了打击他们才这么做的；不抢耕牛，因为瞿伯阶主要靠强迫农民为其种植毒品，需要用到耕牛；不得罪穷人，是因为瞿伯阶主要靠走私毒品发家，没必要去抢劫穷人那点东西。

作为土匪，瞿伯阶这一招确实很高明，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还真被瞿伯阶给骗了，以为瞿伯阶是个大好人。

但实际上，瞿伯阶一点都不善良，心比谁都黑。那些不给他种植毒品的农民，就要被把房子烧掉，要被他吊起来打，一直打到同意为其种植为止。

瞿伯阶在湘西地区的恶行和愈发庞大的势力，终于还是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虽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还是派出了军队围剿瞿伯阶。

不过，这个瞿伯阶很懂战略。每一次看到大股官兵前来围剿，便立刻将自己部队整为零，隐入山林。借助地形的优势，围剿的官兵往往是无功而返。

一旦前来围剿的是小股官兵，那瞿伯阶的做法又不一样了。他会率部主动伏击，把官兵一口吃掉，抢夺其武器。

对于这样的情况，负责剿匪的人也非常无奈，往往只能带着大军溜达一圈，然后连个土匪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在村里随便抓几个人，便向上级汇报：土匪已经肃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兵们是不断的围剿瞿伯阶，而瞿伯阶的势力反而是越剿越大，到了后期，人数已经接近2万人。

当地的民众挖苦说：兵来匪无影，匪来兵无踪；可怜兵与匪，何日得相逢。

瞿伯阶势力越来越大，剿又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国民政府改变主意，选择了招安。

1947年，瞿伯阶被国民政府招安，驻进和龙山毗邻的来凤县城。到了1949年，瞿伯阶更是蒋介石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

一个土匪，被任命为剿匪总司令，这样的的事情也就蒋介石才能干的出来。

然而，此时的解放军战士已经横扫大江南北，逼近湘西。湘西土匪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可惜的是，瞿伯阶在1949年的6月就已经病逝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就这样逃过了人民的审判，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瞿伯阶是民国年间活跃于湘鄂渝黔，盘踞于湘西大地最具战斗力的匪首，是众多湘西悍匪中响当当的人物。他纵横湘西20多年，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祸害百姓、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

不过，瞿伯阶在扮演屠夫的同时，又将自己伪装成牧师的角色，经常对周边群众施以小恩小惠，赢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让他在和国民党正规军的数次交锋中不落下风。

因此，瞿伯阶不但凶狠残暴，更是异常狡猾，颇具城府。从一介小土匪逐渐坐大，成为湘西三大匪首之一。

（瞿伯阶剧照）

那么，瞿伯阶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靠着怎样的伎俩，周旋于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围剿中，并最终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军师长的呢？

1900年，瞿伯阶出生于龙山老兴贾田溪。小时候的瞿伯阶就极不安分，好狠斗勇，惹是生非，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是出了名的问题少年。稍大后，瞿伯阶就纠集身边的一伙地痞流氓，欺压乡邻，明抢暗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混混王。

23岁时，瞿伯阶已经成为十里八乡人见人恨的大魔头，百姓们避之如瘟疫，爱哭的小孩儿们一听到瞿伯阶的名字，就会马上收声，再也不敢大喊大叫。

家里人见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又整日痴迷于打打杀杀，便竭力劝说他当兵。于是，在1923年，瞿伯阶干脆投奔了军阀师新吾部。

不过，好吃懒做的瞿伯阶受不了当兵的苦，干脆撂挑子走人。在1927年又脱离师新吾部，独树旗帜，拉起100多人的队伍，上了八面山落草为寇，打出“抗粮抗税，劫富济贫”的口号，干起了拦路抢劫、绑票越货的勾当。

瞿伯阶识字不多，但特别喜欢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评书，又经常找人给自己讲述《东周列国志》等书籍中的故事。久而久之，瞿伯阶居然从这些书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营养，懂得了所谓“盗亦有道”的道理。

他曾向匪众宣布了几条铁的纪律：一是不准抢穷人，二是不能祸害妇女，三是不准抢夺农民的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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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伯阶认为，穷人是有骨气的，而且也很讲义气，他们一无所有，容易走极端，抢穷人会导致得不偿失。另外，瞿伯阶禁止手下祸害妇女，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图一时高兴，而得罪这个女人的整个家族。他之所以不准部下抢夺耕牛，是因为农民要靠牛耕种，一旦农民失去了耕牛，农事就没法开展，农民就得饿死，他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瞿伯阶的“三不准”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了民心，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也体现了他的狡诈和城府。

不过，瞿伯阶毕竟是土匪，他终究还得靠抢劫偷盗谋求生路，只不过他抢劫绑票的对象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常用的方法是“吊羊”和“捉码子”。

所谓“吊羊”，就是派出土匪到有钱人家，指名道姓地让对方送钱财上山，否则就会遭受灭门之灾。如果“吊羊”的人家拒绝给钱，瞿伯阶就会率领匪众将其洗劫一空。

所谓“捉码子”，就是让被绑的家属缴纳赎金赎取人质，如未按绑匪的意愿行事，那家属就会收到人质的一只耳朵或一个手指。

凭借着这样的手段，瞿伯阶的势力越来越强，手下匪众发展过万。1937年，他公然袭击龙山城，打死警佐，绑架了县长，放出所有在押犯人，并自称司令。

瞿伯阶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国军的不满，开始了对他多达四次的大规模征剿。

（网络配图）

第一次是在1941年，国军命令傅仲芳率部，对瞿伯阶展开围剿。在这次征剿过程中，瞿伯阶被打得东躲西藏，惶惶如丧家之犬，损失惨重。最后他不得不举旗投降，答应了傅仲芳的收编条件。

不过，瞿伯阶很快发现，傅仲芳的真实用意只是想吞并自己，毫无招抚诚意。他再次只身逃脱，返回老巢龙山，很快拉起一杆子人，没多久就又渐成气候。

第二次是在1943年，国军派出三个正规师对瞿伯阶开展围剿。瞿伯阶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决定联合永顺匪首彭春荣、酉阳匪首杨树臣，和国军周旋到底。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瞿伯阶采取了迂回游击战术，带着国军在山里转圈，愣是让三个国军正规师找不着北。束手无策的国军只得将怒气撒在老百姓身上，认为他们给瞿伯阶通风报信，有通匪嫌疑，将老百姓一顿毒打了事。

第三次是在1944年，国军出动86军会剿瞿伯阶。瞿伯阶照方抓药，依然和86军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虽然86军有几次逮着了瞿伯阶的尾巴，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动摇瞿伯阶的根基，他依然极其活跃。

在这次围剿中，国军没有剿灭瞿伯阶，反倒让瞿伯阶策反了国军的一个团长，让这次围剿成为了一个笑柄。

第四次是在1945年，国军派出军长潘文华率4万川军进剿瞿伯阶。瞿伯阶眼见国军来势汹汹，赶紧躲进了深山中，采取昼伏夜出的策略，骚扰袭击川军，同样让国军的这次围剿半途而废。

瞿伯阶之所以能躲过国军的数次围剿，和他善于笼络人心有很大的关系。

在国军第三次进剿他时，瞿伯阶将自己的老父亲藏在了一户王姓人家。王家害怕国军给自己定上“通匪”的罪名，不得已将瞿父勒死，把尸体丢弃在了深井中。

国军撤退后，瞿伯阶并未怪罪王姓人家，反而大度地原谅了王家的杀父之仇。这些表现，让瞿伯阶进一步赢得了民心，从而数次挫败了国军的围剿。

1947年，瞿伯阶最终还是接受了国军的招安，出任国军暂编第十师少将师长。两年后，瞿伯阶病死于龙山太平山。

（参考资料：《湘西剿匪》《龙山县志》等）

民国时期，其实土匪和军阀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有的军阀土匪出身，却因势力越来越大，占据一方，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有的军阀则因战败，势力急剧缩小，最终又成为了流窜一方、为祸一地的土匪。

湘西著名的巨匪瞿伯阶，最鼎盛时拥有一支高达1.9万余人的土匪组装，也被国民党委任官职，虽然是为祸一方的大土匪，但将其称之为小军阀也并不为过。

一直以来，数省交界之处，历来是藏污纳垢之地，而位于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交界之处的“三不管地带”，更是在民国期间涌现了许多为祸一方的土匪巨枭，被称为“鼠大王”的瞿伯阶，就是其中势力最大，也最为狡猾的一个。

瞿伯阶1900年生于湘西龙山，其出身的家族本身就是当地一霸，依仗担任区长的叔父，瞿伯阶明面上是区自卫队长，暗地里却打家劫舍。可以说，瞿伯阶成为土匪，完全是因为他根子上就是烂的，与许多人因为贫穷、被逼无奈或身负家仇成为土匪完全不同。

行事愈发猖狂和肆无忌惮，瞿伯阶只当了一年的自卫队长，就被逐出了官府儿，而瞿伯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投奔那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正式当了土匪。

成为土匪后，瞿伯阶作战勇猛，善于笼络人心，再加上脑子极为灵活，瞿伯阶的土匪队伍不断壮大。而且，瞿伯阶不同于其他奸淫掳掠、肆无忌惮的土匪，他颇有“远见”，瞿伯阶给自己麾下的土匪队伍定了，“三不原则”：不奸淫妇女，不掠夺耕牛，不得罪干人（穷人）。

可以说，正是这“三不原则”，使得瞿伯阶的土匪队伍，跟湘西众多的土匪完全区分开来，也使得瞿伯阶的队伍迅速壮大。湘西的土匪由于闭塞落后，大多数土匪头子几乎毫无人性可言，尤其是对待女人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与瞿伯阶争斗了十几年的龙山匪首师兴周，就是其中一个。师兴周一生奸淫的妇女，难以数记，仅被他掳掠到家，建立所谓“小皇宫”的妇女，就始终保持60多人。而师兴周几乎丧失了基本的人性，被他掳略的妇女，有母女、有姐妹，甚至有一家三代，被他玩够或年老色衰的妇女，往往被他杀死或赏给部下，甚至直接卖到妓院。

乍一看瞿伯阶的“三不原则”，似乎可以称之为义匪，但实际上，没成为土匪之间就打家劫舍的瞿伯阶，怎么可能成为土匪后突然就“替天行道”呢？瞿伯阶种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不过是为了壮大他的队伍，区分其他土匪罢了。

“不奸淫妇女”，是为了区别他的老对手师兴周等人，获取百姓的支持；而“不抢耕牛”，则是因为瞿伯阶根本不需要耕牛，相反，他需要农民使用耕牛为他种植鸦片，他自然不会做做挖自己墙角的事情；而“不得罪穷人”，一是穷人根本根本就没有多少油水，而且，得到穷人的支持后，也可以为他通风报信。

正是靠着这些笼络人心的手段，再加上瞿伯阶擅长用兵，面对国民党多次围剿，瞿伯阶的势力反而愈发膨胀。巅峰时，瞿伯阶盘踞四省交界数十个县，拥有近2万人的队伍。

瞿伯阶在所盘踞的地区，抢劫、敲诈勒索、随意摊派捐税、逼迫当地居民农民种植鸦片、贩卖鸦片，其他土匪会做的恶行，瞿伯阶也一件不拉。

屡次围剿瞿伯阶，均毫无作用，再加上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干脆改剿为抚，派人将瞿伯阶收编。1947年5月，瞿伯阶被程潜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师，瞿伯阶任师长。

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际，势力强大的瞿伯阶更成为了国民党“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但是，不知道是瞿伯阶幸运还是不幸，还没有等到解放军的围剿，瞿伯阶却病死了。瞿伯阶的余部也投降了解放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多人,祖父曾在前清中过举人,家里薄有田产,由于不善经营,晚年逐渐衰落。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赌钱、抽鸦片烟,家产全部耗尽。到瞿伯阶手里,只剩破屋数间,光棍一条。

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逐渐发展壮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1947年,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将其收编,任命为行辕第一纵队司令,后改任为暂编第十师师长。1949年病死于龙山。在长达20余年的时期里,为患一方，人民深受其害。

瞿伯阶这支土匪,共辖15个支队, 4个独立大队, 5个特务大队。支队与大队喽罗的人数多少不等。支队最小的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从40多人至300人左右。总数约有19000多人。全部约有步机枪12000多支。

瞿伯阶辖一万多人枪,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四省边境的16个县区。北至湖北之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之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之酉阳、秀山、黔江及费州松桃之一角。

平时在这个区域内“吊羊”、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派捐派款、收鸦片烟、购买枪支子弹等,胡作非为。一遇国民党派兵围剿,就在这个区域内到处流窜,进行顽抗。从湖北来打,窜到四川;从四川来打,窜到湖北;从湖南来打,或者窜到四川,或者窜到湖北。

如果三面包围堵剿,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 “你来我分散,你走我集中。”国民党对之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用烧房子、并寨、逼迫当地居民的手段来对付,不但没有丝毫效果,反而越剿越多。所谓官逼民变,老百姓常被国民党课以通匪、窝匪的罪名妄加杀害,铤而走险参加为匪者日益增多。

1926年以前,龙山有两股土匪,一股为刘子良,一股为师兴五。前者系土匪巨魁、人称“湘西王”陈老统(即陈渠珍,又叫陈有木,土匪内部称之为陈老统)手下之团长;后者自称司令,系当地地主恶霸势力的代表,也是拉的陈老统这根弦,在地方办民团逐渐发展起来的。先是龙山16个乡,刘子良占其15,师兴五只据其一。

二人各霸一方,各守各的势力范围,均碍于陈老统,初尚相安无事。惟师兴五野心极大,力图扩充实力及地盘,久而久之,经常越界厮杀,与刘子良倾轧,兼并其地盘,由1个乡扩大为4个乡。而心犹未足,继续招兵买马,企图取刘子良而代之。

1926年,翟伯阶以一个光棍在区公所充自卫分队长,担任区长瞿代亮之护卫。适值师兴五在二所乡扩充实力。乡长向树梅与其通同一气,而与区长翟代亮不和。师兴五的扩展计谋常受翟代亮之梗阻,遂利用红帮大哥翟列成与瞿代亮之仇隙将墨代亮杀了。

瞿列成取区长而代之。瞿伯阶与瞿列成系五服内叔侄关系,而与瞿代亮虽系同宗,终不如瞿列成之亲,就投靠于瞿列成。从此开始为匪,经常私自带十几条枪越界到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

瞿列成当了区长,官匪是一家,对翟伯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管。而师兴五吞并刘子良蓄谋已久,瞿伯阶此举正合其意。因此瞿伯阶越来胆量越大,并与其妻舅张明富合伙,共约30多条枪,继续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来抢去,实行倾轧兼并。这样搞了年把多,声势一天天扩大,自成一股实力了。

瞿伯阶肆无忌惮地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倾轧兼并,刘子良既不能制止,又无法对付,遂报告陈老统。因系属于师兴五范圈,陈老统命师兴五剿除之。师兴五遂请准陈老统将瞿伯阶和张明富收编。瞿伯阶往见师兴五,知任张明富为连长, 自己屈居副连长,心有不甘,认为师兴五不信任。

一气之下,不服师兴五收编,与张明富分开,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枪,拖到湖北来凤去了。此是1927年的事。

来凤与龙山只隔一条河,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便于土匪盘踞。当地十几个乡均属土匪魁首向作安管辖。此人为恩施国民党政府收编,委以旅长之职。后来彭树安被向作安杀了,瞿伯阶通过漫水乡乡长彭连城的介绍,就投告了向作安,仍被任为连长。

瞿伯阶充当向作安的打手,使师兴五吃了一场败仗,师兴五命瞿列成到来凤去找瞿伯阶讲修旧好,许以要枪给枪,要名义给名义,只要不帮向作安而回到龙山来。这一着棋出乎瞿伯阶意料之外,一时倒难决策。向作安的部属对瞿伯阶也有了怀疑。瞿伯阶最后决计出走,一面将老婆儿子送至向作安旅部附近住起来,表示事出不得已,非有意叛离,一面利用夜晚率领部队拖向龙山。

瞿伯阶回来,师兴五并未履行其诺言,虽然给以副营长名义,枪却没有补充一条。原有的嫌隙未除,反更增不满。不久,师兴五病死了,乃弟师兴周承接了他的衣钵。几个月过去,倒也相安无事。

瞿伯阶起家的过程就是与师兴五和师兴周兄弟不断矛盾的过程。经过一次矛盾,实力增加一点,名义搞得大一点,同时江湖上也就结纳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湘西土匪为患,不利于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对湘西土匪一直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剿不掉就抚,抚不成又剿,交相进行。瞿伯阶为匪的20余年过程中,在实力没有长成以前,顾家齐、傅仲芳两次到湘西围剿,他曾两次投诚,而两次受骗。

受骗一次,倡乱一次,终于羽毛逐渐丰满,从此更遭国民党忌讳,几次兴师动众,围剿瞿伯阶。瞿伯阶率部抗拒围剿,实力虽然有起有落,但是养成了气候,总的是发展的趋势,成了一股巨匪。

覆伯阶、杨树成、彭叫驴子三股土匪会合,与湖北、湖南、四川三省保安部队较量了一次,保安部队吃了亏,他们判断国民党一定要派正规部队来围剿,三股势力又行分散,各回各地。未出所料,国民党派来3个师,代号为万安、万全、万盛,酉阳、龙山、永顺各一个师,分别找着土匪打。

三个地方同时发生了战斗。打了一阵,瞿伯阶一看敌人来势很凶,不能硬打,派人分别送信给酉阳杨树成和永顺彭叫驴子,叫他们不要硬打,暂时将队伍分散,百把二百人或几十人一起,利用地利,以牵制国民党部队,看看动静,摸摸他们的底;并指示他们：如国民党军队少数人白天出来,我们就埋伏起来打,看情况打他们的前队或截击他们的后尾;如他们白天不出来,我们夜晚就去袭击扰乱他们。

三处根据这个办法,搞了国民党军队不少的抢。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酉阳方面长短枪搞了200多条,轻机枪5挺;永顺方面长短枪搞了300多条,轻机枪7挺;龙山方面长短枪搞了437条,轻机枪7挺半(有一挺没有枪管)。三处搞的子弹不计其数。

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实力搞得非常雄厚。

国民党军队当然不是傻子,吃了几次亏,他们也搞精了,采取集中兵力攻打一处的办法来对付土匪的分散扰乱;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把酉阳和永顺的兵力都调到龙山来,3个师集中打瞿伯阶。

首先对当地老百姓施加很大的压力,实行并寨,把老百姓集中到一块,修起碉楼工事,派兵驻守,以免老百姓通匪、资匪,企图扼死土匪生存的条件;然后派兵搜捕围剿。瞿伯阶看到这种情况,仍然不和他们硬碰,将队伍进一步分散,白天隐藏在山上,晚上出来扰乱一下,搞些吃的喝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生活比较艰苦,风餐露宿,有些人吃不住,发现有向国民党军队缴枪投诚的;若不及时改变对策,队伍有被瓦解的危险。瞿伯阶有见及此,遂把队伍集中起来拖往酉阳,与杨树成股会合。国民党军队侦知土匪动向,他们也集中起来往酉阳赶。打了几次硬仗,土匪又和杨树成一起拖向永顺,前往会合彭叫驴子。

国民党军队又赶到永顺打,不肯放手。土匪前后和国民党军队硬拼了几次,子弹没有补充来源,经不起打,快要打空了。瞿伯阶、杨树成、彭叫驴子三人研究,决定仍各回各地,想法补充弹药,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对策。

彭叫驴子当时对瞿伯阶开玩笑说: “你们把国民党军队引到我这里,现在都要开溜?"瞿伯阶说: "春荣,你不要操心,虽然引到你这里来,我们一走,他们又要追我们，你不是可以松一下劲吗?说真的,他们一走,你就集中起来牵制他们。”终于三人又分散,各回各地去了。

经过一段时间,翟伯阶也找到一条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经验;队伍不能过小地分散,只有采取拖的办法,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以疲劳他们的兵力。就这样和国民党军队拖了半年,他们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烧房子、并寨、追逼当地居民,在地方上骚扰了一顿,不但没有把我们剿除,反而促使我们队伍发展壮大起来了。

以后不久,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都调走了,只剩下一些保安团队扼守县城和重要的镇市,他们轻易不敢和我们作对。

原来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开入湘西剿匪,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对老百姓任意课以通匪、窝匪、从匪等罪名,吊打、枪杀,滥施刑法,烧房子,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弄得参加为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竖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所以土匪人数越聚越多。万安等3个师一走,瞿伯阶就露面了,老百姓都愿意跟瞿伯阶一起搞,三股一下发展到19000多人,土匪分别向各地乡、保借钱、借米、收鸦片烟,到处收买枪弹。

国民党军队卖给地方的枪弹不少,地方又高价转卖给土匪,三处一下就收购了几千条枪,共有12000多条枪了。这是瞿伯阶的全盛时期,也是国民党派3个师剿匪的“硕果"。

不久,国民党又派八十六军朱鼎卿的部队来围剿。他们先到永顺,只以小部队和彭叫驴子接触,进行试探。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才派一个团到龙山来。团长侯振汉,率部驻龙山县城,两个月不见动静。瞿伯阶感到很奇怪,这种不同于以前国民党各剿匪部队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认为他们这一手很厉害,两个月按兵不动,不是想麻痹土匪,攻我于不备;就是想静观土匪的行动,相机出击。

总之,不管怎样,他们来就是要打我们。于是瞿伯阶也想出了一个对付的策略。他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向视钱如命,见利忘义,当他听说侯振汉这个团在龙山城军纪不好,决定拿鸦片烟去活动他们的士兵反水,一个班也好,一个排也好,把他们买过来,先惩他一个下马威。

1946年2月,四川部队潘文华的3个师开入湘西,龙山明溪乡来了1个团,他们开始开过来时,瞿伯阶就去信调杨树成到湖北河东三堡集中,以便及时抗拒川军围剿。杨树成到来,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共商对付川军办法。

四川部队吃了几次亏,一方面也学了并寨,在寨子边上修起碉楼,集中整营整连的部队看守,妄想切断土匪的接济。但是土匪将部队分散成30或50人一股,到处活动。四川部队少数人出来,土匪就搞他们;多数人出来,土匪就避而不及。瞿伯阶抗拒围剿到此为止,总的看来,国民党二次派兵围剿他,动用了八九个师的兵力,不但没有把他剿灭,相反地,越剿越有发展,越剿基础越稳固。

1947年1月,瞿伯阶在一面抗拒四川部队围剿、一面发展实力当中,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派人前来联络收编。经过商量，瞿匪决定接受改编。

点名以后,武汉行辕给了瞿伯阶一个直属第一纵队司令的名义,并按点编人数发了一套旧军服。瞿伯阶总算是被收编了,也取得了正式名义。他对这个纵队司令虽然心里犹感不足,但从此有了进身之余地,可以力图进一步发展。

不久，武汉行辕又要来人前来点编部队。这次一下点了8000多人, 4000多枪。点名以后,瞿伯阶正式提出要编一个师,程潜见他有这么多人枪,就给以暂编第十师师长名义,初步达到了他扩充实力的野心。

瞿伯阶再三要求编3个团,却没有得到同意,只好暂编2个团。以一、二支队编为一个团,团长瞿波平,副团长贾松清;以三、四支队编为一个团,由彭雨清、向敬海分任正、副团长。另外给欧阳金以补充团长名义。参谋长李国柱有病,适瞿闵盛来了,就以瞿闵盛接蓉为参谋长。其他参谋主任、参谋等都是瞿闵盛找来的人。参谋人员一般比部队的待遇高,部队很有意见,认为我们拼死拼活打来的天下,他们坐享其戚,都心怀不满。司令部与团队之间发生了矛盾,预伏下以后的纠纷。

1948年,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调瞿伯阶师开驻慈利王家厂。到1949年2月,又由王家厂经慈利开大庸。参谋长瞿闵盛于到王家厂时即去长沙,此时来信说有病在省就医,推荐侯振汉接任参谋长。部队到达大庸后,瞿伯阶命侯振汉正式就任参谋长职。

程潜任湖南省主席,手下一点部队也没有,他想抓一部分实力,因此决定补充瞿伯阶1000条步枪, 100挺轻机枪。瞿伯阶派军需、他的内侄田义汉到长沙去领枪,顺便给瞿闵盛去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瞿闵盛顿起不良之心,将田义汉暗杀了,枪全部归他领得。

瞿伯阶见田义汉久去不归,只接得瞿闵盛报告说枪领到了手,已经起运。他很怀疑,派特务营营长邓柏林到常德附近去接。

邓柏林在常德遇到瞿闵盛。瞿闵盛对他说;“枪还没有完全领到手,只领到10挺轻机枪。”便把这些枪交给邓柏林,嘱其保管。邓柏林见瞿闵盛与第二团团副江大同,还有一个沅陵人陈子贤,经常在一块出出进进,风闻他要成立部队,枪全部领到了手,不准备交给瞿伯阶。

于是便把10挺轻机枪带回龙山去了。他一走,瞿闵盛和十七绥靖区李默庵接好头,正式成立了一个旅。瞿伯阶见邓柏林没把枪带回去,知道瞿闵盛自己领了枪成立部队,叛变了他,一气之下,病更沉重起来, 5月病逝于龙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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