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如果周天子推行推恩令，是不是可以解决诸侯扩张，使周天子重新成为大家长呢？

周朝和汉朝的性质压根就不一样！

周朝就好比是一家合伙公司，周天子只不过是大股东而已，其他诸侯可都是大周的战略合伙人啊。当年大家可是一起联手干掉了老东家，不是老姬家自己的功劳。

再说就姬家这点实力，压根无法完全统治中华，于是只好分封了。因此，老姬家根本没推行推恩令的资本！

而且，按周朝的分封体系，诸侯们在自家的封地内，可都是完全独立的，就相当于自己封国内的“天子”了。如果周朝搞推恩令，压根搞不下去。毕竟周天子根本无权干涉诸侯内政，尤其是部分大诸侯国，压根就不听周天子的。像楚国这些有实力又游离于周朝体系的，甚至连周朝的面子都不用给。

因此，人家诸侯内部推不推，怎么继承爵位，可轮不到周天子指手画脚。

但汉朝可是家族企业，汉高祖刘邦经历楚汉四年争霸后完成统一，之后又陆续剪除了异姓王，并定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

从此，大汉集团的股份统统都收归刘家，成为一家真正的“家族企业”。而汉朝中央政府对其他刘姓诸侯，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加上在汉武帝以前，朝廷就通过平定七国之乱进一步削弱了诸侯国的实力，巩固了汉朝中央的地位和威信。因此，汉武帝朝廷才有这个资本推行推恩令！

读历史，一定要对故事发生的背景有透彻的了解，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社会。比如说春秋时代，天子权力下移，而诸侯的权力则上升。有些人就想，要是周天子能像后世的汉武帝那样，推行推恩令，不就可以解决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吗？这种看法，就是对历史背景没有深刻的了解。

我且分析如下：

汉武帝能搞推恩令，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非常强大，比诸侯要强大得多。可是，在春秋大幕拉开时，周的中央政府却非常弱小，不要说命令诸侯，甚至要仰赖诸侯的保护。

由于骊山之变，周幽王被杀，继任的周平王被迫东迁，春秋由是开始。周室东迁，象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春秋伊始，周王室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周天子虽然仍然保有“天下至尊”的王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

中央政府约束诸侯的先决条件，是天子（中央）必须是强有力的，有能力约束诸侯的扩张与反叛。然而，骊山之役，周王室（中央）的精锐武装被打残了，没有武力支撑的中央，又拿什么来吓唬地方诸侯呢？

周平王死后，继位的周桓王试图重新建立中央的权威。此时，诸侯中的最强者当属郑庄公，郑庄公在十年的中原大战中，几乎打败了周边所有诸侯，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周桓王要重建王室权威，就必须挑战郑庄公的霸主地位。

可惜的是，周桓王的努力失败了。

为了打败郑国，周桓王纠集郑国的敌人卫、陈、蔡等诸侯国，讨伐郑庄公。在著名的繻葛之战中，周桓王的中央军大战郑庄公的诸侯军，结果中央军大败，连周天子都挨了一箭，能捡回一命已是侥幸。

繻葛之战是春秋时代一场重要的战争。郑国的胜利，象征一个诸侯争霸时代的来临。周王独尊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周王室从政治中心走向边缘化，虽然在此之后还不断有诸侯雄主提出“尊王”的口号，那不过是玩弄政治的把戏，周王室的地位实质已经等同于诸侯国了。

到了齐桓公时代，一种新的霸权模式出现了，称为“尊王攘夷”。“尊王”是好听的说法，说得难听点，叫“挟天子而令诸侯”。

齐桓公比郑庄公聪明之处，在于他发现周天子还是有点利用价值的。尽管周天子的至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从名义上说，他仍是天下共主。把周王这尊泥菩萨供养起来，就占据政治上的话语权，有了天子的默许，齐桓公四处征伐的底气才会十足。

这时的周天子，或者说中央政府，不要说去削藩，甚至离开强藩就无法生存。作为回报，周天子赐封齐桓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以天子身份承认其霸主地位。在齐桓公之后，晋国称霸百余年，成为周天子新的庇护者。

在霸主强有力的武力庇护下，周天子总算稍稍恢复点尊严。不过，倘若认为霸主的目的是要重振周室之权威，那就大错特错了。霸主们高举“尊王”的旗帜，绝不是要无条件地遵从周王的政令，而是图自己的利益罢了。

明白了春秋时代周天子尴尬的处境，就会明白何以中央政府不去削弱诸侯的力量，不是不愿意，而是没这个能力。

诚邀，如题。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传承最久远的一个王朝，东西周一共有1000多年的国祚，可惜周王只是在西周的几百年间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到了东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大诸侯国的力量强大起来不把周王放在眼里，事实上周天子的政令只有在王室领地还勉强能够贯彻，于是有人说如果周天子推行推恩令，是不是可以解决诸侯扩张，使周天子重新成为大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春秋前期，王室陵夷，诸侯兴起，本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刻虽然还作为周天子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之地。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现已相对独立，并且逐渐树立和完善自己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呈现列国并峙的局势。春秋中期，呈现强国争霸的局势，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先后构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构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至少表面还是很尊重周天子，无论是打仗还是吞并他国都会给周王打个报告，诸侯国也不敢称王（除了蛮夷之地的出国），三家分晋后周王彻底成了个摆设，魏国和齐国首先称王，后来战国七雄都成了王国。这个时候的周天子只有洛阳那一点点地盘，是谁也惹不起，如果周王此时推行推恩令，争霸的各国会同意削弱自己的力量吗，那不是便宜了其他国家？毕竟在乱世之中，有枪才有权。

推恩令能否实施，并不在统治者是否有此意识，而是当时中央和诸侯力量对比如何。

西周的分封制是适应当时社会环境最好的举措。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中央王朝实力削弱，诸侯国日益强大，不可能实行推恩令。

周武王灭商之后，看似是为了犒劳功臣以及分封宗族，所以选择了分封诸侯。

但其实更关键的原因，是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例如青铜农具，根本无法耕耘庞大的农田。周宗室的力量无法控制大面积的国土，只能通过封赏他人，来控制广袤的领土。

这就有点像现在的加盟商一样。加盟商会利用授权商的力量，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同时上交赋税。

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

但周天子并非没有想到限制诸侯国的权力。他分封诸侯，大多数都是同姓诸侯，异姓功臣数量不多。而且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都是周天子所有。那些土地贫瘠的地区，往往被授为诸侯封地。据称，姜子牙封为齐侯后，率领百姓来到东海之滨。他发现这里盐碱严重，农业产量极低，养活自己的人口都很困难。他只能因地制宜，鼓励百姓搞“鱼盐”，通过捕鱼和晒盐来获取收入。

同时西周时各诸侯国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

只是后来随着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被迫东迁，周王朝直属领土才大大减少。

此时，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这才直接导致了周室衰微。

与此同时，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铁制农具以及耕牛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农业生产面积大大拓展。这些新增土地，并不属于周天子所有，而属于诸侯个人。原先仅仅只有一些殖民据点的诸侯，慢慢拥有了庞大的实力，最终能够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所以此时的周天子，根本不具备运用推恩令来巩固权力的条件。

与此相反，西汉能够成功推行推恩令，是在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好形势下。中央王朝的权力没有受到大的削弱，诸侯国已经日暮西山，此时推行推恩令根本受不到明显的阻力。

先秦时期有三代，分别是夏商周，这时候的中国还处于奴隶制社会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奴隶制已经满足不了国家的发展了，所以后来的社会制度就慢慢发展为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在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中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也是东周时期，这一时期的诸侯国名义上还是尊周天子为王，受周天子管辖的。但是东周时期的周天子已经不像西周的周天子一样有威慑力了，诸侯国之间各打各的，周天子根本无力去管。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众多诸侯国，导致诸侯国发展的越来越强，最终尾大不掉。

其实不止周朝的分封制威胁了天子，就是后来的汉朝实行郡国并行制依旧发生了“七国之乱”，汉武帝解决诸侯国问题的方法是实行推恩令，这一举措不仅能限制诸侯国的扩张，还能将诸侯国越分越小，最终无法与中央抗衡。那么如果东周实行推恩令，能让周天子重掌天下吗？

很明显不能。要想实行推恩令，首先得自身的实力比诸侯国强。西汉的诸侯国坐大的问题可是历经几代帝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解决的。首先高祖刘邦在位时就把异姓诸侯王除掉了，接着文帝刘恒在位时诛杀了淮南王，然后景帝刘启平定了“七国之乱”，最后才能轮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此时西汉的诸侯国被各代帝王已经打压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实力与中央抗衡，武帝的推恩令才得以实施。

但是反观东周，则没有这个实力将推恩令颁布并实施下去。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从来都没有周天子说话的份。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领导只是个摆设罢了。到春秋时期，周朝的礼乐制度就已经彻底瓦解了，这是因为奴隶制度走向衰落，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也被各诸侯国挑战，楚国国君更是僭越称王，意欲与周朝正面抗争。后来各诸侯国国君都学楚王慢慢称王了。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根本没有当时主要的诸侯国多，号令不了他们，如果强行颁布推恩令，恐怕会被各诸侯国声讨。

况且西汉与周朝的情况不同，西汉分封的土地都是汉朝自己打下来的，中央政府再派人去管理。但是周朝时期各诸侯国的土地除了当初分封的之外很多都是自己抢夺的，跟周天子没有关系。哪个诸侯愿意遵照推恩令把自己打下来的土地再分封下去？而且周朝依赖四方的诸侯国抵挡蛮夷，如果将诸侯国实力削弱，自己也会受到威胁，所以实行推恩令并不是明智之举。

东周时期虽然诸侯混战，但是周天子本身是没受到什么威胁的，只需要管好自己的王畿地区就可以了。也正是因为周天子不去插手各诸侯国之间的事（实际上也没能力插手），所以才能一直存在着，直到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后，周朝才灭亡。

解决周王室在东周地位的灵丹妙药不是推恩令，东周时周王室也根本不具备强行执行推恩令的实力。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汉皇室推行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逐步弱化分封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掣肘能力。人们都说推恩令是解决封建割据的一副灵丹妙药，殊不知推恩令也是封建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互相妥协的一个产物。

汉高祖刘邦生前，为西汉打下了半封建半郡县制的格局，这种格局对于稳定刘氏江山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种格局下，刘姓诸侯王占据了半壁江山，使得吕后最终也没能从刘姓手中抢得江山。吕后去世后，在大臣周勃等人努力下，很快就把江山交到了汉文帝手中。这次政权交接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分封制的格局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汉文帝还在犹豫要不要入京之时，中尉宋昌就指出：汉高祖分封子弟为王，封地犬牙交错，互相制约，宗族实力如磐石般坚固；有了宗族势力作后盾，就不用再担心外人作乱！这就是分封制对于稳固刘氏江山的独特作用。

正是因为如此，文、景二帝期间，屡次出现了诸侯王作乱事件，但分封制却始终没有在大汉帝国废除。

然而，分封诸侯王的一方独大，对于汉皇室的统治始终是一大隐忧。特别是在北方匈奴日渐强大的情况下，内部封建割据势力雄厚，使得西汉皇室无法全力对抗外部威胁，只能委屈地对匈奴人实行长期的和亲策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限制诸侯王的势力范围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汉景帝时期，在晁错建议下，开始实行“削藩”，即削减诸侯国的封地，收回旁郡。由此引发了了著名的“七国之乱”，各诸侯国集体造反，矛头就直指晁错的“削藩令”。虽然这次“七国之乱”很快就得已平息，但也使得汉皇室对于“削藩”这样的极端措施能否彻底推行下去产生了疑虑。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上台后，才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改为实施“推恩令”。

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各诸侯王的王位除由嫡长子继承外，还可以以“推恩”的形式在本诸侯国内分封其他儿子。但诸别子分封的诸侯国从此脱离原有王国管辖，地域独立；而且这一新建诸侯国行政上要接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新诸侯只享受属地内的租税，政治上的特权完全被取消。由此可见，推恩令的实质，就是把原本独立的诸侯国逐步弱化，并缓慢地转化成汉皇室直接统辖下的郡县。

对比晁错的“削藩令”，“推恩令”无疑要温和得多：不再强制收回诸侯国的土地，而是在“推恩”的形式下，让诸侯王们心甘情愿地把土地分封给儿子——但实际上却是归还给了中央政权。因此说，推恩令其实也是封建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互相妥协的产物。

但是，推恩令能够在汉武帝时期推行下去，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汉皇室的实力犹在，远远强于各诸侯国。“七国之乱”虽然让汉帝国损失巨大，可汉皇室毕竟是胜了。在这次中央集权与封建割据势力的大决战之后，封建割据势力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难以与中央集权作强硬的抗争。因此，即便是知道推恩令长期来说必然是削弱自身实力，但有了“推恩”这一温情外表，各诸侯王也就顺水推舟的认同了。

然而，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西周灭亡后，周王国范围内出现了两个周王：西北的周平王政权和东部的携王政权。周平王政权得到了西申国的鼎力支持，但由于西申国联合犬戎灭周，这一政权并未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认同。携王姬余臣是西周覆灭后，天下诸侯共推的周王，初期得到了诸侯的普遍认同；但后来却由于携王的执政不善，很快就失去了人心。此时西周覆灭，周王室又失去了大半土地，两个周王都不得人心，周王室根本无从号令天下诸侯，又何以向诸侯国推行“推恩令”？

公元前750年，更加夸张的一幕出现了：被中原诸侯国普遍视为叛逆的周平王政权，在晋国、郑国的扶持下，战胜了携王政权，成为天下唯一的王。弑父篡位的周平王，在天下能得到多少诸侯国支持，可想而知。为了赢得诸侯国的支持，周平王大方地将原本就没希望得到的土地分封给支持他的诸侯国：关中之地，许诺给了秦国；汾水流域土地，许诺给了晋国；洛阳盆地周边的土地，许诺给了郑国……。这时，周平王生怕别人不认同自己，拼命地给诸侯国送好处，哪里还敢向诸侯国强推“推恩令”？最终，东周王室的地位是稳固了，但周王室的土地也被周平王送得差不多，再也无法恢复往昔“千里之地”的规模了。后来周王室的综合实力，甚至还不如一个中等的诸侯国，还如何能向天下强推“推恩令”？

此外，郡县制的模式，萌芽于春秋中期，大约在战国中后期才成熟起来。以东周王室所处时代而言，最佳改革分封制的时期是在春秋初期。可在那时，郡县制尚未成熟，周王室又如何想得到“推恩令”这样的改革方案？

因此，解决周王室在东周地位的灵丹妙药不可能是“推恩令”，东周王室没有这个实力，也不会想到“推恩令”这种形式来挽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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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奇特的一个朝代，因为周天子管理国家采用的是“分封制”，他将天下版图按照诸臣功劳大小，论功行赏，分封给这些人，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管理着这些诸侯国。

但是随着诸侯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诸侯国战争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早期周天子还有一定的实力和权威去制约这些诸侯国，但是后期，部分诸侯国经济实力大涨，周天子被架空，最终中原进入了战国时代。

那么，假如周天子一开始实施“推恩令”，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威严权势呢？

小哥详细分析。

周朝行分封制（封邦建国），周王为“天下共主”。 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周成王五年，营建都城洛邑。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史书又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

周天子第一次分封。

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西周主要诸侯国。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其中姬姓子孙的封国最多，有53个，这就是中国封诸侯建同姓的“封建”的由来。

周天子第二次分封。

周公旦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主要分封对象有:

一、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于鲁。

二、齐。封姜太公的儿子丁公于齐。

三、卫。封康叔于卫，得殷民七族。

四、宋。封微子启于宋。

五、晋。封唐叔于夏墟。

六、蔡。封蔡仲于蔡。

七、东都。周公经营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

经过周天子第二次分封，诸侯国已经多达140多个，我们平常讲的春秋和战国，其中春秋就是指东周的前期，战国时期就是指“三家分晋”至秦国统一六国结束。

分封制在以后的大部分朝代中都有存在，只不过分封人数和版图规模变的非常非常小，君王权利更加集中。

秦历二世，后天下大乱，刘邦经过多年征战，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或许是刘邦吸取了周朝“分封制”的教训，到他执政的时候，虽然也有分封，但是他也做了部分修改，以自己的宗亲为王朝第一阶梯，进而来保证自己的江山稳固。所以后来刘备举办了非常著名的“白马盟约”，“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

但是刘邦依然要通过“分封制”来笼络人心，所以他前后也分了很多王，具体有以下几个。

八个异姓王: 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韩信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韩襄王的后代封为韩王，把英布的岳父吴芮封为长沙王，还有一个是卢绾,也是燕王.

九个同姓王: 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 还有一个是吴王刘濞.

当然了，后来刘邦大肆诛杀功臣，逼的很多人都造反了，这由是帝王术的另一种手段。

汉高祖刘邦通过宗族血亲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因为天下再乱，终究也是他刘家的天下，但是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由于异姓王全部被分化撤销，同姓王经过子侄孙代代相传，藩王的辈分逐渐变高，而各藩王的血亲和本宗之间的联系已经修炼疏远，但是由于刘邦的分封制，致使很多藩王通过长久的积累，实力雄厚，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骄蛮和反叛的念头，比如汉文帝的时候，就有济北王刘兴造反，而到了汉景帝时期，更是出现了“七王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经过汉武帝大规模改革，诸侯王实力大减，但是他们依然做垂死挣扎，依然想要反叛汉武帝，这其中就有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的反叛被粉碎后，汉武帝清楚认识到削蕃一事势在必行，他召集心腹大臣寻求对策，主父偃献策“推恩令”，就是诸侯王过世之后，他的封地要继续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不管儿子能力如何，都要平分其父王的封地。如此一来，诸侯国瞬间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封地，在没有实力和汉天子对抗。

“推恩令”是汉武帝适应君主集权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早期周朝形态。

在西周初年，假如周天子实行“分封制”，随后再适应“推恩令”，毫无疑问周天子依然会是所以诸侯国中共推的“家长”，因为在这个时候，虽然分封了大大小小七十多个诸侯王，但是“推恩令”的作用就是把诸侯王“分了再分，再分之后还分。”如此类推，用不了几代人，这些诸侯国势必变得非常小，再无力抗衡周天子，周天子这个天下共主当然可以轻松驾驭天下。

周朝后期。

汉武帝之所以成功推广“推恩令”，是和他自身的强大势力分不开的，而周天子后期因为自己势力弱小，地盘还不如分封诸侯大，最后更是依附于其他诸侯国生存，可见此时的周天子更本没有实力太实施“推恩令”。

所以说，周朝后期，“推恩令”是挽救不了积弱已久的周天子的。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周边存在着很多小部落，人们把它们称之为：北狄、南蛮、东夷和西戎，这些小部落（包括周）经常袭扰商朝，令商朝非常头痛。周灭商后，在继承商朝的土地与人口的同时，也面临着与商朝一样的国家安全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

第一，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后来的郡县制。但是，限于当时的人口、交通、信息传递以及政治结构松散等问题，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如果实行郡县制，即使没有外敌，紧把内政处理好，都会很难。以三国为例，当时魏国最强，却总受蜀国骚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国四面皆敌，不得不分兵防守，以至经常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所以，搞郡县制是行不通的。

既然郡县制行不通，那就只好采取第二种途径：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在周天子的周围分出上百个小的诸侯国，赋予诸侯国对境内人口、土地的管理权，允许诸侯国拥有军队、收取赋税，但诸侯国必须拱卫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这就是周朝分封诸侯国的目的，所以周天子不会、也不敢实行推恩令。

退一万步说，如果周天子真的实行推恩令，在当时不具备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不仅不会解决诸侯国做大的问题，还会因损害众诸侯的利益，很快面临周边小部落和诸侯国同时的攻击。这样的话，估计周朝亡的更快。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套制度还是不错的选择，它让西周存在了270多年，相当于后来一个王朝的时间了，要不是申侯勾结犬戎闹腾一番，西周估计还能存在更久。

简单来说，不行。

我们要清楚周朝跟汉朝的制度是有巨大差别的，一个是分封制，一个是郡国并行制，尤其是实行推恩令时，汉朝诸侯王跟天子是一家的，而周朝诸侯跟周天子不全是。

分封制是周朝立国的根本制度之一，分封的对象为周王的同姓亲属、功臣和上古帝王之后，其中同姓亲属最多，“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诸侯虽然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但诸侯国的独立性非常大，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之后独立性只会越来越强，到春秋时期，诸侯国已成独立国家，周天子对其毫无管控能力。

也就是说，周天子是不能直接插手管理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这是周初王室自己的规定的，毕竟想让人家履行义务，还一点好处不给，事事由你管着，谁搭理你？

汉初最开始也是这种情况，刘邦很难管到那些异姓诸侯王，所以他直接一个个清理掉了，全部改为同姓诸侯王，相比于这些同姓，汉朝皇帝等同于宗法制下的大家长，给家族里的小辈推恩情，诸侯王们不乐意，他的儿子们可乐意得很。

但光有乐意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诸侯真的会实行推恩令吗？这是周朝不能推行推恩令的根本原因，即王室没有足够的力量压制诸侯实行推恩令，随便一个中等诸侯已经能够让王室头发挠秃，更别提大国。

汉朝皇室则没有这个顾虑，经过之前对七国之乱的平定，诸侯中最大的几个刺头已经被清理掉了，汉朝中央对诸侯有足够的压制力，只要不是足够多的诸侯一起反，中央完全镇得住场子。

周朝还有一个跟汉朝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诸侯国内也是分封的，周朝是层层分封，诸侯保留一部分土地直辖，一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情况分土地给士，士才直接统治庶民，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诸侯国是被卿大夫取而代之或者瓜分的，如齐国和晋国。

汉朝诸侯王则没有这种情况，这带来的问题就是，即便诸侯愿意实行推恩令，公子们是拥护得很，可卿大夫们愿意吗？卿大夫往往是一个诸侯国的柱石，他们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退一万步说，诸侯国接受了推恩令，一步步把自己的封国分小了，周天子也很难重新成为大家长。经过分割，天下形势会变成周王畿最大，周边一群小国，这样就会带来两个后果。

一个是诸侯单独不具备对抗王室的能力，王室可以以力服人，但跟汉朝不同的是，周朝在诸侯国中间没有派出机构，往来全靠使者，不能很好地掌控住诸侯国，而汉朝在诸侯国之间有郡县存在，分割后的诸侯国直接受郡县节制，换而言之，也就是间接受中央节制。

另外汉朝有跟推恩令匹配的酎金律，酎是一种优质酒，金则是黄金，这两种东西都是献给太庙的，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实施。

汉武帝搞推恩令的时候，就利用这个制度搞掉一批王侯，因为按照酎金律规定，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这些被黜的、被削的土地，自然就到汉朝郡县管辖下了。诸侯们就在频繁的罢黜、续封、徙封中慢慢徒有虚名，被汉朝的刺史、郡守们取代。

周朝没有这个制度，就算是诸侯不来朝见周王，也不可能把诸侯国收归王室，最多给他换个诸侯，这是周王室自己的定的规矩，除非突破，否则一群小国周王室也很难吞并，更可能的情况是当小国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纷纷开启兼并模式，周王室军队有限，管不过那么多，最终的结果也还是春秋争霸。

另一个就是边境上的诸侯不再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周朝时期可不是中原天下无敌，就算是中原，也穿插着各种夷狄部落，边境上更是凶猛，犬戎、赤狄等等，都是打仗的好手，如果没有足够强的诸侯国抵御，每次打仗估计都是直接推到周王畿，诸侯的拱卫作用也就消失了。

总的来说，制度的不同和中央威信的差别，使得周王室很难想出推恩令，就算是想出来了，也很难实施，更别说重回大家长之位了。